公元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也是清光绪二十年。这一年，中国与日本发生战争，史家称为中日“甲午战争”。由于双方最后以海上较量收场，以清朝政府战败、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故又曰中日“甲午海战”。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印象，相信大都是通过看电影、阅读教课书、听老师讲那过去的事情来获取，但对于战争的来龙去脉、战争的导火索不是太清楚，只是大概记住了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某某大臣是卖国贼、日本倭寇强盗行径等结论性话语。

　　通过阅读《清史稿》，我们在史书上根本没有发现“甲午战争”“甲午海战”字眼。在光绪二十年相关史料记载中，尤其是通过《清史稿》中李鸿章、李鸿藻、戴鸿慈、汪鸣銮、孙家鼐、张百熙、左宝贵、邓世昌、刘步蟾、马玉崑、丁汝昌、叶志超等人“列传”的阅读，一次次冲击眼球的是：“日韩事棘”“日韩起衅”“日韩启衅”“朝鲜衅起”“朝鲜乱起”“日朝构衅”“日本构衅”“中日事起”“日朝战起”“日韩乱起”等等字样。

　　这些提法与今人挂在嘴边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海战”是一回事吗？如果是一回事，哪又为什么冒出了朝鲜半岛？当时的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三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带着疑问，我们继续阅读吧，再从《清史稿》“属国列传”中捕捉更多线索，答案愈来愈明晰了：中日这场战争是因为朝鲜而起，战争的导火索在朝鲜半岛。

　　《清史稿》明确表述：“朝鲜又称韩国”。早在明代万历中叶，日本丰臣秀吉于1591年统一日本后，于1592年4月率步兵20万、水军9000人、战舰700余艘，跨过朝鲜海峡，在釜山、庆州一线登陆，拉开了侵略朝鲜的序幕。他要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妄想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

　　日军迅速攻占了朝鲜王京汉城与陪都平壤，“覆其八道”，朝鲜大半国土沦陷。朝鲜国王向“上国”明朝政府求援。

　　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派遣辽东总兵李如松为提督，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率兵4万余人，于当年12月26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帮助朝鲜抗击日军侵略者。这应该是中国军队最早跨过鸭绿江“抗日援朝”了。

　　在明朝军队4万余人和朝鲜三道水师提督李舜臣等联合反击下，日军攻势遇阻，结果双方在朝鲜半岛前后打了7年。到1598年8月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兵“疲而退”，撤兵回府，朝鲜才得以重新复国。

　　到了清太宗皇太极后金国（清朝前身）的天聪元年，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国又攻打朝鲜，朝鲜国王李倧带着妻子逃到江华岛上，后来向后金国献上一百匹马、一百张虎豹皮、四百匹绵绸苧布、一万五千匹布，双方通过“刑白马乌牛”歃血盟约，向天地宣誓，要约为“兄弟之国”。由此说明，还在明朝，朝鲜就与前清政权的后金国发生联系、结为拜把子兄弟了。

　　但是，朝鲜一直承认是明朝的属国，这种历史渊源关系从汉唐时代老祖宗那里就传下来了。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国要向朝鲜征兵征船来攻打明朝将领袁崇焕占领的皮岛，朝鲜国王李倧回答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拒绝了后金国的要求，坚持不与“父之国”明朝交战，与后金国关系松懈，再次说明，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牢不可破，经得起历史检验。

　　到了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后金国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从此“清国”出现。而此时的明朝政权已经到了崇祯九年，国运开始衰微，无力眷顾朝鲜半岛安危。在清国出现的第二年即1637年正月，朝鲜在清国武力下终于臣服了，去掉了明朝年号，即不再用明朝正朔来纪年，而是改为“奉大清国正朔”，朝鲜国王李倧由大清国重新下诏敕封。

　　再过8年，到了1644年，清军在明将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山海关，赶跑了李自成的“大顺”短命政权，占领了明朝首都北京，占领了华夏中原，明朝被推翻，中国从此进入“清朝”时代。在由“清国”到“清朝”的这8年中，朝鲜开始扮演着助清“征明”角色，最后完成了由臣服于明朝到臣服于清朝的角色转换，但中国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主属关系性质并没有变。

　　让我们按下历史快进键，把目光转到清同治元年（1862年）。经历200多年发展，朝鲜国王已经到了李倧的第九世孙李熙时代。在这200多年历史进程中，朝鲜每一任国王都由清朝皇帝派遣特使前往宣读诏书，予以册封；朝鲜每年向清朝纳贡方物，参加清朝政府举行的“万寿节”“千叟宴”等国家重大节庆活动，双方主属关系和睦融洽，友好往来不断。

　　但在这200来年的过程中，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航海技能在欧洲及日本日益发达，他们通过船坚炮利、通过枪炮子弹等先进武器来不断实行对外经济贸易和军事扩张，国际格局已经面临弱肉强食局面。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域想要闭关自锁、成为世外桃源，已经很难坚持了，清朝政府对于朝鲜的“上国”宗主国地位已经面临挑战。

　　清同治五年（1866年），俄罗斯兵舰抵达朝鲜元山等地，“力请通商”。同年九月，法国水师提督鲁月率兵舰进入汉江，抵达汉城，炮击数船，毁掉朝鲜一座炮台而去；同年十月，法国军舰再抵朝鲜江华岛，攻陷其城，掳掠金银折合19万法郎而去。

　　日本早已对清朝在朝鲜半岛享有宗主国权利不满，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外务卿来北京议约，直接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如果是，清政府“当代主其通商事”，要求朝鲜对外开放，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清政府回答是：“朝鲜虽为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可见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外交政策。

　　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又以兵力威胁朝鲜，派遣军舰对朝鲜江华岛进行突然袭击，炸毁炮台，烧毁永宗城，杀害朝鲜士兵，抢劫其枪械而去。同时又派军舰进驻釜山，强逼朝鲜与之签约。双方最后“定约十二条”，主要内容是：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双方互派使臣，开通元山、仁川两埠为通商口岸，准许日本舰艇测量朝鲜海岸线。

　　美、法、日对朝鲜的侵略，尤其是日本迫使朝鲜签订的十二条，已经使清朝政府很难独家掌控朝鲜局面了。这还不够，他们要从外交辞令上彻底改变朝鲜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光绪三年（1877年），朝鲜发生了因天主教与法国冲突事件，出来调停的竟然是日本。朝鲜在书面材料中称中国为“上国”，有“上国礼部”及“听上国指挥”等语。日本人大加诘难，责备朝鲜代表说：“交际平等，何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国，则大损日本国体。”日本要在朝鲜问题上去中国化，与中国争夺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动权。

　　朝鲜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清朝政府。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书日本，辩解并表示抗议。大致内容是：“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则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应该说，清朝政府的这份外交辞令还是充满底气与霸气的。

　　虽然如此，清朝政府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对朝鲜与日本、泰西各国通商修好一事并不完全反对，只是希望“息事”“无意外之虞”，只是强调朝鲜在与日本及其他国家书函往来中，必须仍然使用清朝政府给予的封号，以保证“国政虽由其自主，庶不失中国属邦之名”的外交礼仪效果，清朝政府最看中并一定要保住的是中国对朝鲜的“上国”身份。

　　李鸿章还认为，朝鲜是长久隶属于大清帝国的“外藩”，实质上是中国东三省的“屏蔽”，与孤悬海外的琉球国形势迥异。现在日本人已经将琉球国据为己有，法国又占领了越南，“沿海六省，中国已有鞭长莫及之势”。对于大清帝国而言，“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现如今，日本威胁命令朝鲜与之通商，但又不让朝鲜设关收税，朝鲜人又不知道“税额重轻”，不知如何开展港口贸易。针对这一情况，李鸿章建议，可利用美、法、英等国家不愿意让日本独家占领朝鲜市场份额的心理，由清政府出面，帮助朝鲜起草协议，先由美国与朝鲜签订协议，放一个标准样版，这样就可以阻止日本对朝鲜独家提出无理要求。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朝鲜与美国订立条约，清朝政府在李鸿章建议下，派遣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号、扬威号、镇海号三艘军舰，与美国全权大臣薛裴尔一道东渡朝鲜，在马建忠、丁汝昌监证下，美国特使薛裴尔与朝鲜议约官金宏集等在济物浦这个地方签订了双边互通互惠条约。

　　紧接着，英国、法国、德国皆派员到朝鲜，参照美国模式，在中国的马建忠道员引介监证下，“皆如美（国）例成约”。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日本已经没有理由再搞霸王条款、搞特殊化了，与朝鲜签订了互通互惠、缴纳关税等内容的条约。但日本在与朝鲜签订条约时，仍然对朝鲜尊称中国为“上国”耿耿于怀，表示强烈不满，其妄想取代清朝政府在朝鲜地位的狼子野心已愈来愈明显。

　　光绪八年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动乱兵杀害了朝鲜执政者数人，又焚烧了日本使馆，将七名在朝鲜当“练兵教师”的日本人杀害。日本驻朝鲜大使花房义质在暴乱中逃命，最后步行回到日本长畸。朝鲜与日本正式接下梁子，两国外交开始交恶对立。朝鲜再次面临着被日本随时报复的危险，只有依靠清朝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化解危机，处理好国内国际矛盾。而此时，原先在朝鲜的清朝政府官员马建忠、丁汝昌已经率舰船回国了。

　　李鸿章因“丁忧”暂时辞官回家尽孝，北洋大臣由张树声接任。张树声电令已经返回国内的马建忠，让他会丁汝昌迅速率威远号、超勇号、扬威号三艘军舰返回朝鲜，“东渡观变”，防止日本把事态扩大化。

　　六月二十七日，中国三艘军舰抵达朝鲜仁川，停泊在月尾岛。谁知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乘坐的金刚舰已经先到了。双方不期而遇，剑拔弩张。而朝鲜臣民则惶惶不可终日，“望中国援兵亟”，睁中国军队尽快到来，不希望见到日本兵。

　　中国军队到达后，马建忠上书张树声，要求将部队快速开进朝鲜王京汉城，以捉拿叛逆者，如果延误时机，很容易动乱事态扩大，给日本造成口舌；如果日本人阴谋得逞，那就会“损国威而失藩封”。与此同时，丁汝昌也暗中回国搬兵增援。

　　七月初三，日本兵舰又陆续来到朝鲜仁川，陆兵快速登岸，占领了仁川、济物浦。逃命回去的日本大使花房义质亲自带领部队攻占汉城。

　　4天后的七月七日，中国兵舰威远号、日新号、泰西号、镇东号、拱北号到达仁川。接着，提督吴长庆率领的南洋号两艘轮船3000名士兵也到达，中方至此有了7艘船舰在朝鲜海域。中国这支3000人队伍到达仁川时，也于当日登岸，快速向汉城进军。到七月十三日，中方军队将朝鲜叛乱头目、大院君李昰应抓获，押送天津，余下叛乱人员很快落网。朝鲜终于依靠中国的力量，平息了“乱党”。

　　经调查，李昰应是朝鲜国王的“本生父”，秉国政十年，等到小国王李熙长大亲政时，王妃闵氏怂恿亲属削弱李昰应权力，致使李昰应心生怨望；后来又出现闵妃亲属克扣军饷、逮捕军人一事，军人奔赴李罡应处诉求，李罡应就以“国太公”身份再次总揽国权，但他对乱党人物又不捕治，对朝鲜社会不稳定负有责任。一直到光绪十二年，清政府才将李罡应释放归国，国王李熙奉表谢恩，并向清政府贡方物。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后，以朝鲜乱党“焚馆逐使”为由，要挟朝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致使双方谈判难以继续下去，中方代表斡旋也无济于事。日本大使花房义质“恶声去，示决绝”，骂骂咧咧，要与朝鲜断绝外交关系。朝鲜人十分惧怕，只好赔偿日本黄金五十万两、允许日本军队“宿兵王京”、并开通杨华镇市埠。中方亦以提督吴长庆所部留镇朝鲜，从此，中国与日本都在朝鲜汉城驻兵了。

　　但是，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再次发生暴乱，“维新党”向“守旧党”即当今政府发难，冲入王宫，杀害大臣，挟持国王，要兴废立之事。日本完全站在“常游日本、暱日人”的亲日派“维新党”一边，乘机让军人持枪占领朝鲜王宫，日本兵与“维新党”都持有枪械。中方提督吴长庆应朝鲜臣民呼请进行平乱。吴长庆指责日方行为不端，希望他们从王宫撤兵，但日方不予理睬。朝鲜臣民再次呼请吴长庆直接带兵进入王宫救人。

　　由于害怕伤及国王，中国军队开始没有开枪，但日本兵却不按常理出牌，“连发枪毙华兵甚夥”，致使许多中国军人中弹身亡。双方又在王宫门外交火，最后日本人在自己使馆后，跑到济物浦那个地方去了。朝鲜国王在混乱中逃进一座寺庙，后被中国军人寻找到而安全脱险。

　　在这场暴乱中，日本不仅与朝鲜构怨日深，而且也对中国军队开了火，打死了许多中国士兵，中日两国矛盾开始激化。在接到朝鲜方面书面报告后，光绪皇帝任命吴大瀓为办事大臣，赴朝鲜处理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来到朝鲜，同时还开来6艘兵舰壮威，军舰所载的陆军也由济物浦登陆上岸。

　　在强硬的军事力量威逼面前，清朝为力，最后反而让日本占了上风，强迫朝鲜接受五项条款：朝鲜向日本修书谢罪；抚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将杀死日本太尉林矶的凶手处以极刑；重建日本驻朝鲜新使馆，由朝鲜出二万元充当建设费；日本增加在王京汉城的戍兵数量及军事装备，兵房由朝鲜负责建设。这就是朝鲜“甲申之难”。

　　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日本又派遣宫内大臣伊籐博文到天津，与清政府就朝鲜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瀓为副手，与日本进行谈判。经过李鸿章与伊籐博文“再四磋商”，最后达成双方都从朝鲜撤兵协议，致使“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日本正在逐步推翻中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以达到由日本来控制朝鲜的战略目的。（未完待续）

　　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印象，相信大都是通过看电影、阅读教课书、听老师讲那过去的事情来获取，但对于战争的来龙去脉、战争的导火索不是太清楚，只是大概记住了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某某大臣是卖国贼、日本倭寇强盗行径等结论性话语。针对这一情况，李鸿章建议，可利用美、法、英等国家不愿意让日本独家占领朝鲜市场份额的心理，由清政府出面，帮助朝鲜起草协议，先由美国与朝鲜签订协议，放一个标准样版，这样就可以阻止日本对朝鲜独家提出无理要求。日本正在逐步推翻中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以达到由日本来控制朝鲜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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